名家视点|范同寿:屯堡文化与贵州经济重心南移及封建城镇化的历史关联

来源天眼新闻   2023-08-31 19:58:11

8月29日至30日,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的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”理论研讨会举行。会上,贵州省史志办原主任、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就“屯堡文化与贵州经济重心南移及封建城镇化的历史关联”作了深入阐述。

“屯堡文化”的学术定位

屯堡文化是神奇贵州保有的一块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品牌。新编《安顺市西秀区志》专门设置“屯堡文化”专章,记述称:“明朝初年,‘征南’与‘填南’的屯军与屯民及以其他形式迁出境内的移民,称‘屯堡人’,由于长期自我封闭,特殊的时空环境使屯堡人固守和形成以居住、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文化,以婚姻、家庭、习俗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,以地戏、花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,操独特方言。”该志介绍2005年区境内屯堡人约20万人,以七眼桥、大西桥为主要聚居区,居住面积约1340平方公里。


(资料图)

屯堡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。自从西汉王朝发明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,由国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的一套办法,屯田制便大行其道。到曹魏时,屯田制发展得更加完整,有了民屯和军屯之分。军屯以士兵为屯力,一边戍守,一边屯田。随着屯田制的推行,屯堡亦开始出现,唐韩愈的文中即有“出入河山之际,六百余里,屯堡相望,寇来不能为暴,人得肆耕其中”的描述。说明屯堡的出现并非始于明朝,朱元璋也不是屯田制的首创者。只不过明王朝建立后,从洪武四年(1371年)起,不断在今贵州境内设立卫所,大兴屯田,使贵州出现了“千屯遍列于原野,诸卫错布于州县”的格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明代普遍在今贵州境内建立的屯堡,与我们今天所提的屯堡文化,在明以后的贵州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及价值,是有着显著区别的。有关文献统计,仅洪武十五年(1382年)到宣德末年(1435年),短短50余年中,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各卫所建立的屯堡多达700余处。如此众多的屯堡无论对贵州经济社会的演变、全省经济重心的转移、古代城镇的兴起与发展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,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而如今我们探讨得较多的屯堡文化,则是特指今安顺市辖境内以云山屯堡、天龙屯堡等为代表的独特的屯堡文化历史遗产。

因此,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应将视野拓宽,并给予必要的学术定位。个人认为:当我们研究明代贵州省境内的屯堡文化时,研究的对象是明代全省范围内屯堡的诞生、演变及其对贵州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;而在研究以今安顺等地的屯堡文化时,所指向的则是安顺一带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,研究它的缘起、所包含的种种历史文化信息,研究这一文化财富的历史价值、当代意义以及它在当今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中的作用。严格说来,前者是广义上制度层面的屯堡文化,后者是贵州独具的特色屯堡历史文化遗产。

明代屯堡导致了历史上贵州经济重心的转移

研究贵州屯堡文化离不开对卫所制度的探讨。明洪武年间是卫所制度的全盛时期,今贵州境内的卫所大多在那一时期设立。按照明政府的规定,凡有卫所的地区都必须屯田,但“临边险要者,守多于屯;在内偏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,皆屯多于守”。贵州复杂险峻的地理环境,使它成了以屯田为主的地区,屯垦和生产粮食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。

明代在今贵州先后设置30卫,140余所,这些卫所绝大多数设于洪武年间。卫所多屯军就多,明朝在贵州的屯军最多时达20万户,近百万人。正是由卫所衍生出来设于省境宜居之地的屯堡,导致了明代贵州经济重心发生了里程碑式变化。

就整个贵州高原来说,明以前的经济重心主要在黔北。一则因为黔北与巴蜀毗邻,自古往来密切,盐运、水运、商贸、文化交流频繁,广受汉文化熏染。致使黔北的生产力、教育水平均远高于乌江以南地区。从秦汉到两宋以前,今贵州省境的经济重心、文化重心都在黔北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南宋时期频繁在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买马,一度将今贵州纳入全国商业市场。每次买马多伴有马帮将大批食盐、绢帛运入贵州,同时将贵州的土特产源源运往外地,一定程度刺激了乌江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。但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,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。元政府虽然在黔中设立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要元帅府等机构,着手设置“站赤”,在贵州高原修建了两条东西向驿道、三条南北向干道,着手改善交通,仍不足以引起今省境内经济重心的移动。

真正导致贵州高原经济重心全方位由黔北向黔中的转移,发生在明王朝“广设卫所,大兴屯田”,大力整修四条省际驿道之后。卫所、屯堡的大量出现,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农业、手工业生产力,强化了贵州与周边省区的联系。同时也给贵州各民族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契机。而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便是屯堡。

随着卫所及屯军家属生活区屯堡的建立,推动了土司统治地区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。土司制度本身是西南各族封建领主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,它的存在必然与这一封建化过程相始终。卫所与屯堡的大批建立,使大批拥有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汉族地主、官吏和商人相继涌入贵州民族地区。他们一旦立稳脚跟,便毫不犹豫地按照内地方式发展地主经济。于是部分屯田变为私有,从中不断产生地主经济成分,这些地主经济扩散的结果,最终促使各族的封建领主经济迅速朝着地主经济转化。而这种社会进步,正是在无数屯堡的影响下发生的。

屯堡的大量涌现还为明政府创造了在今贵州全境,尤其是黔中等地开展一场由官方主导下大开发的社会条件。经过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,贵州的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,以贵阳为中心,通向周边各省的四大驿道得以贯通完善;移民、商人、工匠纷至沓来,汉族移民大量涌进;大批先进生产工具、生产技术、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相继引入。贵州全境尤其乌江以南地区,经济得到较快发展。同时,随着大批官学,卫所、司学及书院、社学和义学的创建,贵州教育在明以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。到这时,昔日作为羁縻之地的乌江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,才开始逐渐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洪流。

种种事实证明,随着明代屯堡的普遍出现,直接导致了乌江以南以贵阳、安顺为核心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,商贸的兴盛、交通的改善、整体生产力的提高。明政府以贵阳作为省会,使其成为全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贵州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就于此开始,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。

明代屯堡与贵州城镇兴起的历史关联

明代屯堡在贵州古代城镇兴起与发展中,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关注这一点,不仅对我们研究贵州城镇史有着重大价值,在当代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中,同样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贵州城镇的出现与发展走过了一条与其他省区不同的道路。宋元以前的贵州城镇,大多处于自流发展状态,这是由贵州自身地形、地貌、住民、移民、生产与生活、社会管理方式所决定的。

明以前贵州先后出现的方国,面积都很小。所谓城镇无非是一些立有围墙的乡村。秦汉以后的郡县治所,虽然人口聚居较多,逐渐有了城镇雏形,但主要功能仍只是政治中心与物品交易场所。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,多半并无固定治所,“寄治山谷之间”,相当于较大的村落。土司统治中心的情况更是如此。

贵州古代城镇的兴起与进步,主要在明代,它与卫所、屯堡的建立有着密切相关。明朝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立的卫所多达30个,这些卫所大都分布在驿道干线上,与土司领地相间杂,目的在于贯彻朱元璋“霭翠辈不尽服,虽有云南亦难守也”的战略意图,以满足对贵州全境军事扼控的需要。

洪武四年(1371年)12月,明政府下令置贵州卫指挥使司于宣慰司城西,将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5千户所置于卫司之南。这一举措,不仅将当时的贵州城(今贵阳)打造成了整个贵州高原的军事指挥核心,更为其后贵州建省,贵阳成为省的治所奠定了基础。不久,明政府再从贵州卫中分设出龙里、新添、威清、贵州前4卫,加上崇祯年间设置的敷勇、镇西2卫,统称为贵阳军民府下辖7卫。

黔东方向的卫所计有五开、铜鼓、平溪、辰州、靖州等5卫,当时隶于湖广都司。黔东南方向设置有镇远、偏桥、清浪3卫,亦隶于湖广都司。黔北方向播州宣慰司地设置有平越、清平、兴隆、威远4卫。黔南一带置有都匀卫,属贵州都司管辖。黔西南方向先后设置有普定、平坝、安庄、安南、普安5卫,均隶于贵州都司。黔西北方向设置有永宁、乌撒、毕节、赤水、层台5卫。

从卫所的分布不难看出,明军以卫为单位,完全占据了今贵州省境内的交通要冲与战略要塞。按照当时卫所的兵员定额,每卫5600人,分前、后、左、中、右5 所,每所1120人,贵州的卫所屯军总数至少在15至20万之间。明朝的屯田分军屯、民屯、商屯三种。贵州因处西南边疆之内地,驻军三分守城,七分种地。

卫所与屯堡的建立,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建筑技术,导致明代的贵州城镇不仅数量快速增长,城镇的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完善。以省城贵阳为例,经洪武十五年都指挥使马烨、镇远侯顾成对旧城翻修改建石城,明廷增设贵阳府后,面貌极大改观。早前的贵州城仅偏于今城南一隅,南抵南明河,北迄钟鼓楼(今勇烈路),东起老东门,西至大西门。随着贵州卫、贵州前卫的建立,官署增多,人口日繁,官户、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客商、士人相继云集,遂将新贵县附廓,城区则扩至北门桥外今喷水池一带。天启年间(1621—1627)又进一步扩建外城达今威清门、六广门、红边门等地。此后,整个贵阳成为人烟稠密、商贾辐辏、五方杂处的繁华之地。

安顺城市的发展大体与贵阳情况相类似。贵阳、安顺均处于交通要冲及省境内为数不多且适宜耕种的坝子与山地,人口聚集、生产发展的条件远较其他地区占优,因而,这两地成为古代黔中城镇的典范。省内其他地区的卫所、屯堡,最终也成了逐渐兴起的城镇。这种情况充分说明,屯堡使明代贵州的城镇化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有明一代,贵州高原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、筑墙建城之风。从明初到明万历年间,贵州省境内先后兴建、扩建城镇47座。其中,除省会贵阳系在宋朝矩州、贵州城,元朝时顺元城的基础上扩建、改建外,其余城镇大多为新建。47座城镇的出现,不仅数字令人惊叹,更展现出山地贵州从荒野乡村,迈向封建城镇化的极快节奏。

将当代贵州城镇与明代的卫所、屯堡进行比较,不难发现由卫所、屯堡向城镇发展的历史脉络。具体情况为:黔中地区,贵州卫即今贵阳市中心城区、贵州前卫亦在今贵阳中心城区、威清卫为今清镇市区、镇西卫即清镇市之卫城、敷勇卫为今修文县之扎佐镇;安顺地区,普定卫在今安顺市城区、平坝卫即今平坝县城区、安庄卫即今镇宁县;黔南州地区,都匀卫即今都匀市城区、龙里卫即今龙里县、新添卫即今贵定县、平越卫即今福泉市;黔东南州地区,清平卫即今凯里市清平镇、兴隆卫即今黄平县城区、黄平千户所即今黄平县旧州镇、镇远卫即今镇远县城区、清浪卫即今镇远青溪镇、偏桥卫即施秉县城、五开卫即今黎平县城、铜鼓卫即今锦屏县城、古州卫即今榕江县;黔西南州地区,安南卫即今晴隆县城、普安卫即原盘县县城;黔西北地区,乌撒卫即今威宁县城、毕节卫即今毕节市城区、层台卫在今毕节市赤水河流域。此外,万历年间设置的威远卫即今之遵义县。

县城之外的屯堡,不少发展成当地相对发达的乡镇,经济实力大多很强盛。典型的如贵阳市花溪区的青岩古镇,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极具魅力,有“贵阳南大门”之称。又如隆里古镇,明初为千户所,后修建城垣,至今镇内格局完整如初,有大量安徽、江西建筑风格民居。这样的乡镇,不少跻身于国家级名镇之列。

屯堡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,它的神秘性、唯一性、持续性、顽强的生命力,隐含着尚待研究解读的诸多文化密码,为此,开展“屯堡文化研究转化传播重大文化工程”是十分必要,也是非常及时的。在实施这一工程过程中的关键点在于深刻领会“坚持创造性转化,创新性发展,坚持打基础利长远,通过系统挖掘整理、研究转化和传播推广等工作,提升整体呈现水平,从国家战略层面彰显其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”。

文/范同寿

编辑/曹雯

二审/赵相康

三审/黄蔚

热门推荐

猜你喜欢